第104章 北京（七）（1 / 2）
网上动静闹这么大，莘野自然也知道了。
他敲开门，靠着门框，插着胳膊，说：“那个女人……”
“嗯，”谢兰生把脚一盘，向后靠在皮椅背上，苦笑，“混淆是非，颠倒黑白。一部电影首周收入至少能占一半的总票房，《一见钟情》两三天就澄清谣言都来不及。”
顿顿，谢兰生又道：“我大概能猜出过程。我跟周景长期合作的导演们通过气儿，于是，周景几人在咱们这搞潜规则传了出去，被澎湃给知道了。周景应该不会主动跳出来说黑历史，澎湃可能联系到了周景那时候的助理。我记得房里当时一共是有三个人的，另外两个都是助理，他们口味还挺重的。我在房间干了什么没人知道、没人能作证，他们就说我潜规则，当事人再泼泼脏水，助理手里正好还有可以剪辑的视频，齐活儿了。反正，就算拿出解约合同水军也能说是假的，毕竟当事人都出来说话了，挺过五一就可以了……不过我想，澎湃并不知道当时咱们就报警了。”
莘野同意：“他们本来应该只想说《一见钟情》有潜规则，在见到了视频以后才突然决定拉你下水的。通过助理找到当事人，问一问有无证据，不管是跟一见钟情的，还是跟演员副导的，这不难办。而且，那个女人自己开贴，周景本人无法否认，这很有利。”
“嗯。”
说完，兰生站起身来，在保险柜挖地三尺，把回执单挖出来了。报完警后他就把回执单小心地收好了。
“我这还有一样东西。”莘野走到兰生身边，轻轻地把一张光盘放在了兰生的面前，道：“这是那天酒店录像。”
“……嗯？”谢兰生坐直身子，对着光盘有些发怔，“酒店录像？”
“对，酒店录像一般来说三个月被覆盖一次，所以，周景那天离开以后我向酒店要了这段。”
“酒店录像能要到的？”
“能。”莘野说，“只要具备正当理由，比如东西被偷窃了，客人可以向保安部申请调取监控录像。再说了，你定的是五星酒店，我请XYZ的总经理跟那边儿的总经理说说就好。”
“哦……”上回是过消防检查，这回是拿监控录像，谢兰生觉得，莘野这个XYZ继承人的身份还真是好用。
“监控录像是整段的，从周景等四人进屋，到谢导您砸门进去，到那女的哭着出来，再到你们先后离开，全有。您自己用剪辑软件把前面的压缩一下，就可以发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谢兰生道，“我跟会计也联系下，查一查当时退款。”
“嗯。”
谢兰生还挺冷静的。
一个人在这世界想清清白白就是很难。其他人的名誉等等在利益前算什么呢。
他21岁那年，被想留京的女同学说他是她的未婚夫时，就知道这点了。也是21岁那年，被关厂长命令着当《江湖女儿》执行导演时，被录音师张继先说爱财如命不让挂账时，就知道这点了。还是21岁那年，被“大导”们举报说他影响中国形象传播时，再次知道这一点。此后，只是越来越习惯而已。
幸好，在那一年，他也遇到了张富贵、莘野、囡囡、祁勇、岑晨、Nathan、Hunter、森田、送胶片的乐凯工人……等等等等，让他并未失去自己。
他还是在热爱电影。被人看到作品时，他才是真正活着的。
会计想想当时状况，回谢兰生，语速缓慢：“谢导您说要退款时大部分人还在现场，收了500块，签了名字。另几十个人已经走了，其中有些折了回来，剩下的则给了卡号。我给最后这部分人填汇款单时写了备注，好像是‘退款’，这就去拉银行流水。”
“可以，”谢兰生说，“谢谢。请尽快发来签字照片、银行流水这些东西，辛苦了。”
“不辛苦不辛苦！”
做完这些，谢兰生又陷入思索。
只要发出这些证据“潜规则”是可以澄清的。可，“咱们谢导巴着日本才卖掉了《生根》版权”，要怎么解释呢？
这句抹黑的诉求是感性诉求，而不是理性诉求，更难处理，更棘手。
也不知道澎湃影业是在哪看到这张照片的。难道，他们特意回头查了各国大刊对那一年《生根》获得最佳影片的报道吗？
“……”
他再一次挖地三尺，这一回，把声明书挖出来了——他1994年带着《山坎》退出戛纳电影节的声明（第38章 ）。
那个时候，在电话里与新主席吵架之后，组委会说，如果退赛，需要提交各出品方签字、盖章的声明书。谢兰生写了。在第一段中，谢兰生明明白白地写出了“导演本人无法理解组委会的换片要求，无法接受组委会的严重误解，对组委会对电影的过分解读感到失望，同时，对电影节的艺术总值产生动摇，因此决定退出参展”这样的话。
谢兰生想，幸亏还有这个事情、这个东西。它可以证明，他只想用摄影机拍一个故事、拍几个人，他在保持独立思考、独立制作，从来没迎合于谁，也从来没屈服于谁，不管是戛纳、是名、是利，还是其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