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二十章 站队（2 / 2）

拨打孙地的私人助理电话，私人助理说自己在外面，孙地刚回酒店，应该还没休息。王小姐就直接联系了孙地，孙地让王小姐过去一趟。于是王小姐就过去了。几位旁证都证明王小姐说的是实话。

关键点在客房发生了什么事。

孙地：王小姐把材料给我后，就靠近我进行身体接触解释报表。自己没经受诱惑，和王小姐就感情问题深入的探讨了一番。事情结束后，王小姐要求百万，自己拒绝并且推搡了王小姐，王小姐喊救命，自己让她闭嘴。没想到警察来了，原本我是打算给点钱了结这件事。

王小姐：材料送到之后，孙地就抱住我，自己挣扎喊救命。孙地压住我，许诺将自己提升为行政部行政秘书处副主管，最后自己屈服了。

按照法律定义，如果王小姐所说为实情，那么孙地涉嫌墙尖。在法律上没有‘右肩’的罪名，右肩的行为属于墙尖中的一种。

曹云：“无论是孙地还是王小姐谁说实话，如果没有惊动隔壁房客，这件事就不会事发。因为警方介入，导致双方开始维护自己的立场。从利益来说，王小姐没有必要咬孙地，孙地是有必要咬王小姐的。我们梳理下检方指控的理由。”

魏君也学曹云靠躺自己床上，拿着资料道：“前科累犯是一条，还有是警方将王小姐列为嫌疑人，进行审问的时候，王小姐的说词和第一份笔录不太一样。王小姐第一份笔录称，孙地突然抱住自己，审问口供为：孙地浏览了报表，对一些问题进行询问，靠得近后孙地搂住自己。警方询问口供和笔录不一致，王小姐称记不太清楚当时的细节，只记得突然被抱住。”

魏君：“要命的口供中一些内容，警方问，假如孙地现在愿意私了，将你提拔为主管，你会告他吗？王小姐回答：不知道。警方问：如果有一定好处，你还是愿意的？王小姐回答：每个人都有价格。警方问：你认为应该多少价格。王小姐回答：孙地要私了，最少也得一百万。”

曹云惊讶的翻到这份口供，看了一会道：“这是诱供。这份口供就说明，可以用一百万收买王小姐，反证了孙地的证词……有意思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曹云道：“我觉得两个人都在撒谎，孙地没有承诺给王小姐好处，但是孙地应该主动的要求谈心。王小姐有幻想，并没有太多抵抗。还有一些二次审问，三次审问的材料我没看，我没有猜错的话，王小姐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很多前后矛盾。这应该才是控方的王牌。呼延屏是中后期才介入，看完王小姐几次审讯录像和笔录记录后，建议王小姐认罪。另外一面，何英应该和检方有沟通，受害者孙地不希望把事情闹大。所以才有了检控官询问王小姐是否认罪之说。”

材料是很多的，每次审问时间最少也有半小时。有经验的警察不会一直围绕重点去问问题，他们会询问一些被审问者莫名其妙的问题，中间穿插一些核心问题。这是审讯心理学中的一环，很多嫌疑人在被审问之前，其内心都会进行演练，分析和告诫自己哪些话不能说。

在曹云说明之下，魏君舍弃了其他材料，专门对几份审问口供和笔录进行比较，果不其然发现了很多问题。诸如，警方问，你单独去年轻男子的房间之前，有没有考虑过会发生一些事？王小姐笔录：我相信孙地的为人。口供A：肯定考虑过，反正我不会吃亏。口供B：有些害怕，有些期待，感觉挺刺激的。

警方：你有没有第一时间推开孙地。

王小姐笔录：是的。口供A：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推开了。口供B：我力气太小，没推动。口供C：他直接把我拉倒。

警方：你喊救命是在谈心之前，还是谈心之后？

王小姐笔录：谈心之前。口供AB：谈心之后，他推我。口供C：我有喊救命吗？

魏君：“不对啊曹律师，警方在四分钟左右到达客房，如果是谈心之前喊救命，警察到达时，应该还在谈心。”

曹云想了一会：“也许孙地很快呢？喊救命，谈心，结束，争吵，推搡，警察到达。”

魏君：“一分钟？”

曹云道：“鬼知道，反正你就记好，有可能是谈心之前，也可能是谈心之后。没说的，站队控方，以王小姐前科，加上漏洞百出的证词，可以将王小姐告上法庭。检控官在法庭上询问王小姐，在很多重要问题和细节上，王小姐怎么回答都会违反自己和笔录和口供。检方通过来回询问，导致出现盖然性证据，王小姐被定罪的可能很大。”

盖然性证据就是优势证据累积到一定程度，量变转为质变。如同叶澜在机场被诬陷一案，曹云就是通过询问，一次次的揭穿诬陷者的谎言。诬陷者谎言越说越多，导致了最终的质变，让原本处于公正的法官也表明态度，公开表示对诬陷者的证词和人品持严肃怀疑态度。

王小姐处境是一样的，因为她的口供笔录在重要细节上几乎都不一致，上了法庭，王小姐很难抵御检方轰炸式的提问。

法理中，刑案证据不足就为无罪，盖然性证据属于比较特殊的主观证据。也是英美法系中，律师会让被告穿戴整齐的原因，一个干净整洁的人总是比较有主观说服力。

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王小姐的口供和笔录会出现前后矛盾呢？实际上也比较正常，我捡到一百块钱，去找失主，我可以光明正大说：我拾金不昧。你要问如果找不到失主，你会留下钱吗？说实话：会。你希望找到失主吗？伟光正：希望。自私：希望也不希望，不知道。人的言行经常性的会不一致，理智控制思维，有些事和想法不能表露和表达出来。但是从笔录转为审问后，因为环境和压力的变化，可能导致王小姐思维脱离理智控制，或者理智做出错误的判断。

最重要一点，王小姐没有在脑海里将事情经过进行无数次演化，因此她作为受害者，作为嫌疑犯时因为身份不同而想法不同。动态细节上也出现了记忆模糊。不说她记得不记得事发当时情况，她未必能记得笔录时候自己说了什么。

核心原因，受害者到嫌疑犯身份的转变。再伴随着审问次数的增加，导致王小姐忧虑加深，从而出现了一次笔录，三次审问口供中存在大量矛盾信息。

曹云自认为如果是王小姐的律师，这案可以翻，只是可以，并没有把握。在这种分析和推论之下，曹云在十一点下单，站队控方。他认为控方有足够证据告王小姐勒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