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三四章 宜男花正好(上)(1 / 2)
陈恪翻译《竹书纪年》,绝不只是为了证明‘金縢’确实存在那么简单,他的真实目的,其实是颠覆读书人的理想国,即所谓的‘三代之治’!
‘三代之治’是汉儒所提出的观念。三代,指中国最早三个统一政权——夏、商、周。汉儒们认为,夏、商、周是中国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,‘三代’的政治形式是最有利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。‘三代’之时帝王的道德人品和治国态度,乃是后世帝王的楷模。当然不包括夏桀、商纣、周幽王三个末帝和其他个别昏庸君王……
因此,士大夫们喜欢言必称‘三代’,将之当做一种政治理想国来作为当世的参照标准。他们认为只要君主效仿三代帝王,尤其是夏禹、商汤、周文这‘三王’的道德操行、政治理念,社会的一切弊端就会迎刃而解。
但事实上,‘三代’,尤其夏、商两代,并没有可靠的信史留下,因此所谓‘三代’之治,很大程度上只是古人的一种想象。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,除了年代过于久远,史料湮没于战乱之外,还离不开一位伟人的贡献。
那便是传说中仰之弥高、钻之弥坚、瞻之在前、忽焉在后、英明神武、光耀千古、威而不猛、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!
孔子生活在东周,那时候算是三代末年,作为历史最悠久鲁国的史官,还能看到三代的真实史料,知道上古时代根本不像传说的那么淳朴,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。
但孔夫子满眼望去,天下礼崩乐坏、纲常沦丧、诸侯混战不休、百姓如猪狗一般,泱泱神州哪里还有乐土?
作为周公的信徒,孔子自然痛苦不堪,他为了宣传古世的‘大道之行,天下为公’,与今世的‘礼崩乐坏’相比较,唤起诸侯尊王复礼之心,不惜篡改古史,搞什么‘一字褒贬’、‘为尊者讳’等等,也就是传说中的‘春秋笔法’!
不管当时孔子的初衷如何,后世所谓的‘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’,‘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’,都是从他这里学来的。历史的真相便随着人们的需要被随意篡改,面目全非……
所以孔子才痛苦的叹息道:‘知我者其惟春秋乎!罪我者其惟春秋乎!’
但无论如何,所谓三代之治,其实就是孔子为了引导人们向善,而美化出的一个乌托邦。后来又渐渐成了人们无法解决问题时,逃避现实的避风港,更进化为阻碍一切改革,一切变化的拦路虎!
春秋笔法误我华夏,绝非妄言哉……
而《竹书纪年》是一部西晋时,从魏安釐王墓中出土的编年体史书,所以能够避过秦始皇挟书令导致的焚书运动。它记录了从夏朝到战国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,其翻译成功,将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,毫无保留的展示在人们面前,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。
譬如,儒家著名的‘伊尹放太甲于桐宫’段子,说当初商王太甲无道,被宰相伊尹放置桐宫,太甲三年改过自新,伊尹又将其迎立为帝,交还国政。太甲复位后,沉痛接受教训,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、励精图治的圣君。在孔子描述的这个故事中,伊尹高风亮节、太甲浪子回头,皆是万代楷模,和谐的不得了。
然而,根据《竹书纪年》记载——伊尹放逐太甲后,自立为王,七年后,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,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……哪有什么圣君贤主?还不是一样的阴谋暴力!
所以《竹书纪年》不仅是对人们历史知识的冲击,更是对儒家所构建的‘三代之治’理想国的动摇!
是动摇,不是摧毁。毕竟陈恪也不知道‘清华简’埋在哪儿,无法为《竹书纪年》提供佐证,在史学上,可是孤证不立的……而且那些学了一辈子儒家的士大夫们,岂是那么容易就放弃信仰、否定先贤?那跟自我否定、乃至自我毁灭有何区别?
事实也确实如此,《竹书纪年》在出土后,传承了六百多年,终在南宋亡佚。其原因完全可以想象出来,就是其内容被翻译出来后,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,理所当然地为儒学家们视为异端,不遗余力的湮灭掉了!
但陈恪用了很巧妙的一招,让士大夫们集体噤声——他以无可辩驳的考证,证明了《尚书》系伪作。将金縢存在的依据,系于《竹书纪年》之上,继而与大宋朝皇统传承的正义性联系起来。
除非大宋的士大夫们,能找出别的证据,证明金縢确有其事,否则谁都不敢说《竹书纪年》半个不字。
而且在历史上,《竹书纪年》的亡佚,是发生在南宋,那时候,二程的理学已经被朱熹发扬光大,儒家基本一统江湖,才有资格顺昌逆亡。但在北宋儒家思想混乱,山头林立之秋,也给了所谓异端存活的空间。
陈恪希望这本书,配合自己对《尚书》的否定,动摇人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,只需要撕开一个口子、嵌入一个楔子,自己便可藉机重新解释经典,为大宋朝构造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!干翻他娘的程朱理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