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四三章 问渠哪得清如许(上)(1 / 2)
古代中文在书写上,是没有标点符号的。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,和正确的理解文章意思,依然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。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,这就是所谓的‘句读’,如果不懂句读,往往会造成误读,误解作者原意。
因此学生入蒙后,需要‘明句读’,就是学习依靠文章的语感、语气助词、语法结构等断句。但是学会了句读,依然经常会出现歧义、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。
比如‘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’的笑话,主客两人通过不同的句读,表达出七种截然不同的意思,令人喷饭。但要换成在公文、在书籍中,这就不再是笑话,而是困扰和错误了。
历史上因为句读不同导致的公案比比皆是,最著名的就是孔子的‘民可使由之、不可使知之’,围绕着其句读,千年来学者争执不休。要是当时有标点,争议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上辈子习惯使然,陈恪无法忍受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没有标点,因此他读过的每一本书,都亲自标注过‘标点符号’。
在这本《尚书伪经考》的前言中,陈恪说文章需要读者自行句读,不仅不便,还会曲解作者的意思,这是写作者不负责任的表现,要么就是故意不想把话说明白。为了避免自己的意思被误解,也为了便利读者,故而他在文章出版时,便提前加注了标点符号。
传统的句读符号,包括句号和读号,相当于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和逗号。汉代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中,还有‘、’号,和‘()’号,因此古代不是没有标点符号,只是没有人将其规范使用罢了。
陈恪在书后做了个附录,列出了十种常用的标点符号,并将其作用明确标注。
他这样做,绝不只是为了避免自己文章的意思被曲解,也并非推广标点符号那么简单。他更深层的用意,体现在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文章中……
在陈恪原先那个年代,稍稍有点文化的人,便知道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,并称儒家四书。这四本书构筑了儒家的思想体系,塑造了儒生们的精神人格,其重要性如何拔高都无所谓。
然而在北宋这个时期,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尚未独立成篇,只是《小戴礼记》四十九篇文章的两篇。对于为何要将其单独拿出来,放在《尚书伪经考》之后,陈恪在前言中说道:
自己考证尚书为伪经,绝非要破坏儒家的文化根基。恰恰相反,自己是为了朔本清源、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,故而才去深入研究,才会发现伪经。但发现伪经不是目的,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才是。
那么该如何弄清呢?去找《尚书》真经么?
找到《尚书》真经固然重要,可以让我们知道,三代到底是什么模样。但对于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,却没什么用处。因为这是记载历史的书,且是与先儒无关的历史。
同样道理,《春秋》的意义也不大。《周易》主要是卜辞,是占卜之书。《礼记》是礼仪制度的汇编。而《诗经》则是诗歌总汇……所以陈恪总结道,《五经》内容丰富而庞杂,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、明确,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。
那么如何去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呢?陈恪主张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礼记》中的两篇文章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合并为《四书》。‘退《五经》进《四书》’,以便读书人更正确的理解孔孟之道。
好吧,这都是朱熹的观点,陈恪不过是将他的事业提前了一百年。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照搬,而是一次对中华民族思想的重塑。
因为朱熹正是通过为《四书》作注,将自己的思想注入到儒家经典中,从而使后世的读书人,接受了理学思想,使整个社会变成了理学社会。
陈恪便是要抢在朱熹之前,用朱熹的方法,把自己的思想注入《四书》,使大宋朝的读书人,接受自己的思想,继而改变整个社会。
陈恪知道,这条路比辅佐赵宗绩抢皇位,还要困难一百倍。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,并变成他的思想,实乃这世上最艰难的事情。但无论多难他都得做,因为老天爷把他送到这里,兴许就是为了给华夏一个重塑灵魂的机会……
当然,陈恪也知道,此事非朱熹那样的圣人不能为,至少以他目前的水平,还是做不到的。不过不要紧,就像他当年,明知道赵宗实是未来的宋英宗,仍然敢支持赵宗绩和他争一争一样,陈恪从来不缺乏勇气和信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