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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百一十章 尾声之三·大小中子(1 / 2)

李谕马不停蹄,来到了柏林。

关于中子的那个预言,科学界已经有了最初的成果。

首先获得突破的是柏林大学的博特团队(博特1954年获得了诺奖,但不是因为中子)。

从1928年到1930年的几年之间,博特和他的学生用放射性针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,发现有很强的贯穿辐射,这种辐射的贯穿能力比已知γ射线大好多倍,穿过两厘米厚的铅板,速度才减弱一半。

1930年,两人公开了这个结果。

恰好王淦昌今年考取了官费留学,来到柏林大学,师从迈特纳。迈特纳与博特并不属于同一个实验室。

而王淦昌的物理直觉相当强,他看到博特的结果后,立马就觉得铍射线肯定不是射线,因为γ射线穿透力再强,也不可能穿透几厘米厚的铅板。最主要是他发现了博特实验的漏洞:博特团队使用的检测器是盖革计数器。

王淦昌估计,如果使用云室来检测,就可以更好地分析这个射线的性质——这是完全正确的方向。

可惜历史上,在王淦昌向导师迈特纳提出想用云室作为检测器研究铍射线时,迈特纳拒绝了,而且是两次申请都被拒绝了。

此后的两年,法国的小居里夫妇也很接近中子的发现,不过他们同样认为这种射线是电磁波。

就在小居里夫妇公布研究成果的一个月后,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查德威克用云室重复了当年博特的实验,从而发现了中子。

在知道这件事后,迈特纳很遗憾地对王淦昌说:“看来是我们运气不好。”

王淦昌为此抱憾终身。

李谕当然不会让这件事重演,这不仅仅是王淦昌的个人荣誉,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激励作用也极大。

——

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。

李谕见到了王淦昌,闲聊几句,提到博特的实验后,王淦昌果然表达了自己的无奈:“只需要稍作改进,用不了几个月,就会有大发现。可惜实验室我用不了,没有导师给予的权限。

李谕试探道:“你很有把握?”

“不敢说,”王淦昌说,“但大差不差,起码能据此写一篇博士毕业的论文。”

李谕笑道:“你才刚博士第一年。”

“我来了这里才知道,年纪轻轻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不在少数。”王淦昌谦虚了一下。也确实,“00后”那三位现在都成大佬了:海森堡、狄拉克、泡利。

李谕摸了摸下巴:“不如申请回国半年,我可以提供全套的实验器材,说不定能够得到成果。

“回国?”王淦昌讶道。

李谕说:“如果你有成熟的想法就没问题,大同大学的实验室条件一点都不差。”

王淦昌说:“不知道导师会不会同意。”

“无妨,”李谕帮他打消疑虑,“只是半年,而且博士阶段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,到时候载誉而归,不仅博士能毕业,还能继续做做研究和学习。

但柏林大学这边……“王淦昌毕竟年轻,不敢得罪那些大佬。

李谕笑道:“有我哪,他们不敢不卖我面子。”

这句话太霸气了,王淦昌自然知道李谕在科学领域什么地位,有他撑腰,柏林大学绝对不敢说啥。

王淦昌说:“那么我去给导师请个假,把这周的几个任务做完,就可以动身。”

“不着急。”李谕说。

现在他们不缺时间。

——

王淦昌处理自己的琐事时,李谕在柏林大学又见到了爱因斯坦。他刚刚参加完一场和平主义者聚会,与罗曼·罗兰一起回到了柏林。

“爱因斯坦先生,罗曼·罗兰先生。”李谕打了声招呼。

爱因斯坦放下手中的烟斗:“可惜这场和平聚会没有院士先生。”

“什么议题?”李谕随口问。

别提了,”爱因斯坦无语道,“我就不该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。”

罗曼·罗兰接了一句:“是一场关于限制战争中毒气使用的和平会议。”

“你不觉得很荒唐吗?”爱因斯坦说,“在我看来,为战争行为制定规则和限度是完全徒劳的。战争不是游戏,因此人们不可能像在做游戏时那样根据规则来进行战争。我们的斗争必须指向反对战争本身。”

罗曼·罗兰也是个反战者,问道:“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?”

爱因斯坦想了想说:“可以建立一个完全拒绝服兵役的组织,来最有效地与战争体制作斗争。因为军事训练是在杀人技巧方面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教育,它阻挠了人争取和平的意志的成长。”

罗曼·罗兰又问:“如果再次爆发欧洲战争,而且一方显然为侵略者,你怎么办?”

爱因斯坦说:“我将无条件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战争服务,并会力图劝说我的朋友采取同一立场,不论我对特定战争的起因有何感受。”

罗曼·罗兰笑道:“果然,爱因斯坦先生一旦出了科学领域,就有不切实际的倾向。在目前的德国,裁军简直是痴心妄想,或许在某些政客眼中,会认为你的说法非常幼稚。”

爱因斯坦说:“暴力只会催生暴力。”

罗曼·罗兰问李谕:“院士先生,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和平组织吗?”

“抱歉,”李谕说,“我无法加入。”

“为什么?”罗曼·罗兰问。

李谕说:“因为这个世界有疯子。”

爱因斯坦说:“疯子不可能在大国成为领导者。”

李谕摊摊手:“那可说不准。

爱因斯坦对和平的坚持一以贯之,虽然除了罗曼·罗兰外,还有其他学界大佬如密立根批评过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有些“幼稚”,但爱因斯坦的很多话还是挺有预见性的。

比如1929年,他曾给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曼说过:“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方法与阿拉伯人真诚合作、签订公平合约,那么经过了2000年的苦难,我们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。”这话放到一百年后都相当令人深思。

爱因斯坦这么热衷和平事业,自然和目前德国的局势有关。

小胡子蠢蠢欲动,经济危机让他的势力不断壮大,而且宣扬要为德国报一战的大仇。早在他上台之前,德国社会就知道此人将来一定会扩军备战,不过这些就不是李谕所能左右的了。

——

告别他们两人,李谕出席了一场小范围的量子讲座,组织者是泡利,这次的内容李谕非常熟:赵忠尧的正电子论文。正电子的发现在科学界影响很大,各地的大学、研究所都在对其进行研究,毕竟是一个新粒子。

泡利讲完后,单独和李谕聊了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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