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章 自己的路（2 / 2）

政权是需要合法性的，认为古代的人都头脑简单，或者单纯是愚笨，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是失察了。从原始社会走出来，形成了国家，政权一直需要合法性的来源，不然就会面对“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”的局面。中国的历史记载清楚，脉络清晰，明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有其内在需求。不然凭什么你做皇帝，我不能做皇帝？凭什么是你们去治天下，不是我去治天下？好处为什么给你们，不给我？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

先秦诸子，对于最早的政权合法性，大多是推于圣人。即出现了政权，最早的当权者是大家推选出来的，是获得绝对大多数人认同的，顺天而应人。此时就是公天下，先秦对三代的记载，有记载史实的一面，有完善公天下而改和编历史的一面。

三代之后，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，至周而大成。天下封建，各守其家，天子只为诸侯共主，而非天下的主人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家。此时，是没有大一统的合法性的。

秦灭六国，天下一统，仍然使用先秦的家天下，甚至更进一步发展成一人之天下。这是最早的大一统政权，政权的合法性几乎被乎略。陈涉一呼，政权合法性就轰然崩塌。

到汉武帝用董仲舒，以天命论，给了政权合法性，至此大一统政权才真正完成。

天命论本自《公羊春秋》，其中本来含着“公天下”的基因，是通过天命授予天子而治之。到了唐朝，天命已经成了一个笑话，政权的合法性需要一个新的来源。特别是朝廷要削藩镇、去寺宦，重建大一统，需要新的理论基础。韩愈和柳宗元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儒学复兴，并分别承自孟子和荀子而成两派。

柳宗元彻底否定天命，把天命与人世彻底割裂，天人不相感，不相交，韩愈对天命讨论不多。他们在认为天命不以足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后，把合法性来源归于治乱。而要达天下大治，则需选贤任能，使贤者居上，不肖者居下，即圣贤政治。在求贤，使自己为君子而为贤士大夫上，不再求于天，开始朝性情的方向上去。

天命与人世割裂，便出现了研究天理的周易八卦、气论等一系列理论，出现了研究人之本性，人的性情怎么发展变化，如何影响人的贤与不肖一系列理论。

理论是本于实际的，并不是空想谈玄，跟历史进程息息相关。

研究天理和人性的一系列理论，是道学家的事。对于政治来讲，最重要的，是由此带来了政权合法性天命来源的终结，政权的合法性不来自于天，而来自于人。

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，非一姓之永祀也，唐宋之际政权的合法性由私天下再次回到了公天下。在意识形态中，这个政权属于谁，决定了很多原则和行事逻辑。

徐平前世，很多方面有所谓的政治正确，意识形态表现出来，很多就是政治正确。你觉得别人的政治正确很可笑，很可能就是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。但对于政权来说，是有一套政治政确的，一旦违反，就会动摇政权的合法性根基。如果在很多人中形成了一套政治政确，为政权所接纳，就会慢慢改变意识形态，直至改变政权的性质。

徐平中进士，是以前世突击政治课学习的考试办法应试的，就是按要求做官而已。十几年来，一直坚持不懈地去啃各种典籍，至现在与前世的知识融会贯通，彻底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。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，才能来做这个宰相，不然坐到这个位子也什么都做不了。

徐平的思想，还是本于韩愈和柳宗元，但却不同于任何一个人。其中有柳宗元的天人割裂，又有韩愈的仁义君子。他不再讲天下大治全靠选贤任能，把仁义变成政治原则，贯穿到政治当中去。万事都讲立制度，用制度而不是用人来规范政治行为。又讲所有的制度行政措施都有利有弊，各行于当世，不可行于万世。一切，都围着治乱兴亡来。

徐平的意识形态至别内外、辨清对内的立场止，不再向外延伸，不去究人的性情，明天理。研究人性、研究天理都是政治之外的事，用他前世的话说都是科学范畴，不再掺入政治中来。把政治限定了，才能让科学技术自由地发展前进。

意识形态宜粗不宜细，政治制度宜细不宜粗，分别对应着统治者和执行者。

人从世间万物中走出来，一直是发展的，是有过程的。从物质上割裂了，精神上很长一断时间不能割裂，科学和政治掺杂在一起，政治经常制约科学进步。要搞工业化研究科学技术，首先要让科学技术独立，不再受政治的制约。提高科学技术研究者地位，给工匠以更丰厚的报酬，是在这之后的事情。科学技术不能从政治中独立，做那些效果是极其有限的，而且会因此而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。这个意义上，天人分割和天人合一是一个意思。

历史很热闹，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。历史又很枯燥，剥开来看，真正规律性的东西很简单，让人感到乏味。那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，都是由这简单的规律变幻而来。规律不是天然存在的，不是有神塞到这个世界来的，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发生的共同点罢了。

中国的北方，从东到西，有一大片草原森林农耕条件不太优越的地区。如果把这一片地区看作是一个整体，则亚欧大陆上几个适合农耕的地区，除印度外，全部与其相接。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，无不与其息息相关。汉逐匈奴，确立了中国文明接下来一千年间的地位，纵有鲜卑入侵，最终也是汉化。至唐再盛，改变了内外有别的政治原则，突厥等势力其实纳入了帝国之中。接下来的一千年，就在辨内外之别和内外一体中挣扎。

我们把历史上的一些名词换一个名字。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称为剥削者，农民和无产阶级都称为被剥削者。对内不讲阶级调和阶级分明为主的，我们称为专政时期，讲阶级调和缓和矛盾为主的，则称为开明时期。对外别内外者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，视之如一为国际主义，则历史在我们的眼中就会换一副面目。

一个政权，对内就是处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，对外就是处理国际关系，这两者交织起来，就形成了政权的历史。

汉朝是开明时期，军力强盛。别内外驱逐匈奴，亡于内乱，大汉帝国主义。

唐朝是开明时期，军力强盛。不别内外纳匈奴为主的诸胡，被内纳诸胡为主的藩镇势力拖死，大唐国际主义。

宋朝是开明时期，军力孱弱。别内外，熬死契丹、女真，亡于蒙古，大宋民族主义。

明朝是专政时期，军力界于汉唐和宋之间，不强不弱。别内外，初期逐蒙古，亡于内乱，被女真摘得天下。前期大明帝国主义，后期大明民族主义。

徐平前世常称大汉帝国，大唐帝国，真是冤枉唐朝。汉朝是帝国主义，唐朝明明是奉行国际主义，怎么也给划到了帝国的行列里。

一直对内缓和阶级矛盾，仁义不失，则不失天下。天下不失但是可以被夺，被外敌占领就是被夺了。天下被夺，别内外，则主要归于军力太弱。不别内外，外战成了内乱。

军队不能打就是不能打，不能抵御外敌，找其他理由没有道理。把内外混起来，这里抓一坨那里抓一坨解释历史，就会把历史的教训混乱得失去作用。

有人说，只要内部不乱军力当然不会弱，败于外敌就是内乱。徐平扳着指头数一数自己前世口中说的外国，国家内部富裕得一塌糊涂，军力不行的排成串。普鲁士崛起到德国兴盛，枪挑了一排内政比他强的国家。

文用于内，武用于外，文武不可混同。政治决定军事，反过来就会出大乱子。如果内乱使用军队，军队的意识形态就会混乱，意识形态混乱的军队难救危急存亡。

一个国家的军队不能抵御外敌，肯定是军队和军事制度出了问题。有时候碰上文武一起乱，对外不能打仗和内部矛盾爆发凑到了一起，有时候文乱武不乱，有的时候则是武乱文不乱，凑不到一起去。军队是武事，跟内政有关，但不是决定于内政。

把军队不能打仗，非要说成是因为以文制武，编造再多的理由，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一看，都是几乎全为反例。中国历史上有一段特殊的时期，别内外成了政治不正确，捡了这么一个说法，编造一大堆理由。那个时期结束了，不必再去圆这一个谎。

强军以抵御外敌，对内调和阶级矛盾以安天下，才是政权长治久安的办法。徐平如果被宋亡是因为以文制武这个理由被骗了，到了这个世界，赚再多钱的也养不强禁军。

一个国家总是处于内乱外患交加之中，政权不断地挣扎以求生存。想着天下用我一策从此不必挣扎了，这样的良策，徐平实在想不出来，他两世为人也没有见过。

工业革命和交通革命交织在一起，欧洲的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狂潮。这一场狂潮把世界吓傻了眼，以为历史从此就要终结了，白人的现在能成为自己的未来就是最大的追求。其实翻开历史，什么事情是新鲜的呢？这样一场狂潮，汉朝的时候中原王朝顶住了，罗马灭亡了。唐宋时再次掀起，欧洲大部顶住了，宋朝灭亡了。

潮水退去，这里还是这里，那里还是那里。

一个又一个的日不落帝国兴起来，对内进行剥削压迫，对外进行侵略掠夺，几百年的时间又退回到了自己那弹丸之地上。剥削不可过甚，侵略不可长久，正义不是因为善良而存在，正义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只有这样做才长久而成为正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