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十一（1 / 1）
洪水说来就来。当省内几条大江的水位全面超出警戒线的时候，马厅长从医院回来了。天天传来告急的消息，数万部队已经开赴抗洪前线。马厅长也不回家了，晚上就在办公室过夜。睡了一晚沙发之后，丁小槐从家里拿了一张单人床过来。我很替马厅长的身体担心，给沈姨打了电话，沈姨就过来陪着他。按照既定的方案，已经有十八支四人一组的医疗小分队去了湖区。马厅长的办公室临时装了三条热线电话，又搬来了电视，每小时一次的水情报告牵动着我们的心。在长江水的顶托之下，华源县的幸福垸突然决了口。瞬间我想起了那些可怜的乡民，眼前几乎一黑。我当即向马厅长提出请战，要求带队去幸福垸。马厅长同意了，说：“如果今年流行了瘟疫，一定是从这里开始。可不要没淹死几个倒病死一片。如果那样，对省里部里我们就没法交待了。”我赌咒似的说：“请马厅长放心，除非我也死了，否则不会有那样的事。”我带了三个小分队，又在省防汛仓库装了一卡车矿泉水，就往湖区去了。
晚上七点到了幸福垸，倒塌的口子还没有堵上，已有数百名战士在堵口，已经沉了四条运沙船，可都被冲到垸子里去了。大堤上散布着两万多人，简易帐篷还没有运到，人们就这么坐着。有人往湖里拉屎撒尿，也有人在湖里舀水喝。我带来的这一车矿泉水是第一批到达的，我马上到现场指挥部广播了紧急通知，所有人立即停止从湖里取吃水，矿泉水马上发下来。我还没敢把这是血吸虫病重灾区的问题提出来，不然那些在水中的战士会怎么想？也不知他们打了预防针没有。我向指挥部提出，沿着大堤修建一百个临时厕所。指挥长说，现在的任务是抢险，厕所晚一步再说。我感到跟他多说也无用，马上在蜡烛下写了一张报告，要他签字。他看了，哪里敢负责，就签了同意。我要他现在就安排下去，他说：“人的头上还没一片布呢，先修厕所！”但只好通知了各村管事的人来，布置了下去。深夜里帐篷到了，接着食品到了，矿泉水也到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并用手机向马厅长作了汇报。
医疗队员在面包车里过夜，虽然不堪其苦，比那些灾民和战士还是好多了。第二天中午开始不断有人中暑，我们十几个人分散到十多里的堤上去，两个人一个医疗点。下午文副省长来了，马上开了汇报会，我也参加了。我愁着矿泉水跟不上，向文副省长提了出来，他当即就对身边的人作了吩咐。我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，却精力旺盛。我陶醉于一种自己很重要是个人物的感觉，一种真正承担了一点什么的感觉，一种有意义的感觉，只有那些有发言权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中的快乐。为了这种体验我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任何牺牲。这些事也许别人也能做，但必须由我来做，由我来做。深夜里马厅长又带了十六个医生来了，袁震海也来了。我心中还有点遗憾，再有什么话只能由马厅长去讲了。当天晚上又传来江源口农场告急的消息，马厅长当即作了分工，万一有事，他就带三个分队过去。第二天中午马厅长再也呆不住了，有险情的堤段万一决口，我们的车就过不去了。于是袁处长和新来的四个分队留下，我和马厅长等坐车赶到了江源口农场。
到了江源口农场知道梅书记坐的直升机刚走，到安顺垸去了，那里情况更加紧急。马厅长轻轻皱了皱眉，我想说几句什么，还是忍住了。大垸内多处管涌，还没决堤。天一黑，堤上灯火通明，堤下有很多手电筒亮着在查管涌。很晚了我们从堤上回来，乔场长要我们住临时招待所，就是场部二楼腾出的几间房，都买了新床新桌，装了空调。来招呼我们的是场部的打字员，她说：“这床还没有睡过人呢。”原来农场昨天接到通知，梅书记要来，可又不知道他是否在这里过夜，当即派车去县城买了空调床桌回来，花了几万块钱。梅书记的直升机在农场小学操场降落，连场部都没进，找一间教室开了现场办公会，就到堤上去了。从堤上回来，就去了安顺垸。这边空调刚装好，人却走了。马厅长一听就不肯住了，记者到处跑，被他们知道了，报道了，说得清吗？打字员一听马厅长不肯住，哭丧着脸说：“不住就浪费了，浪费了。”马厅长越发不肯住了。就在外面坪里架了几张凉板床，点了蚊香，算是安排好了。
很晚了还有一个小分队在堤上，其他人都睡了。我侧耳细听，知道马厅长没睡着，就琢磨他现在在想什么。大人物身边可不能少了明白人啊！我下了决心，走过去说：“马厅长还没睡？可别忘了自己是个病人。”他说：“蚊子咬人。”我把一盘蚊香移过来，说：“我想着我们卫生系统投入很大，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，这是不公平的。”他说：“镜头当然对准堤上的人，那是自然的。其实你们到幸福垸的情况，电视也打出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才给了一个镜头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向梅书记汇报一下，也请示一下，至少多拨点药品器械给我们吧。”他说：“那我们明天一早到安顺垸去？那不好吧。”我把话挑明了说：“要知道梅书记下一站到哪里就好了，我们先赶到那里，就没有什么不好了。”马厅长不做声。我知道他是认可了，就说：“我们现在有几百人在堤上跑，大家辛苦了，也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表现机会，这也是对大家负责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明天一早跟组织部钟天佑联系一下，就说我要你打的电话，要他跟小朱联系一下。”小朱是梅书记的秘书，跟钟处长是好朋友。第二天一早我就给钟处长打了电话，十分钟后回话说，梅书记今天下午到万山红农场。吃过早饭，我们在江源口农场留下四个人，带着八个人赶到了万山红农场。
到了万山红农场，吴场长已经上堤去了。马厅长交待我几句，也带人上堤去了。我向场部值班员要了纸墨，写了几条标语：大灾之年防大疫！发扬戴妙良精神，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！病从口入，注意饮食饮水卫生！刚贴好，省卫视台的记者就来了，准备下午采访梅书记。他们对我进行了采访，我就把整个情况都介绍了。介绍完以后他们拍了那几条标语，又准备到堤上去。我说：“我们马厅长马垂章同志就在堤上，他是从医院病床上直接到第一线来的，你们可以找找他。”两个记者果然很感兴趣，我就带他们去了。他们在堤上采访了吴场长，又采访了马厅长，拍了几个医疗队员工作的镜头，又匆匆赶回场部，准备拍直升机降落的镜头。
下午梅书记在场部的二楼召开现场会，马厅长参加了，介绍了卫生系统参加抗洪的情况，提出了三个要求，梅书记当场就批了。会后大家拥着梅书记到堤上去，梅书记拿着话筒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。梅书记穿着白衬衣白裤白皮鞋，跟那些一身泥的人握手，泥人们都激动得要哭。傍晚我在堤上看见直升机起飞，一直盘旋上去，突然，出乎我自己的意料，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。我盯着夕阳中的直升机渐飞渐远，直到化成一个小黑点，觉得那架飞机并不是飞在天上，而是在很多年以前就停留在我大脑中的某个沟壑之中。我早就忘了它，然而，在这个瞬间，这种记忆被激活了。一种令人窒息的冲动扼住了我，我一时喘不过气来，似乎死亡正在临近。这是一种新的体验，处于巅峰的神圣体验。比起这种体验，其他的幸福都跟烂布条差不多。
当天晚上我们在场部的电视里看到下午的会议情况。马厅长的发言播了二十秒。接下来是那些标语的镜头，医疗队员工作的镜头，又是对马厅长的采访。大家都很兴奋，马厅长说：“直到今天，省里对防疫工作才真正给予了足够的重视，我们这一趟是来对了。”
洪水退了，防疫工作又延续了一个多星期才基本结束。回到家里，我几乎成了一个非洲人。过了几天，马厅长要我从计财处领一千块钱，找时间请一请钟处长和朱秘书。他说：“怎么谢他们都是应该的，我就不去了，该说的话你要说到份上。”我跟钟处长通了电话，好不容易才安排了时间把他和朱秘书请到了随园宾馆。说起话来才知道他俩也是丘山县人，三个人丢开普通话说起了家乡话，感情上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。当老百姓时没有感觉，到了这个份上才知道老乡可是一大资源啊！圈子里的人凭什么捏到一起相互照应？老乡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依据。我们不谈圈子里的事，虽然都是处长，可他们的圈子比我要高得多，谈起来只会显得我是个老土。我们把家乡的事当做话题，我又讲了几个经典性的荤段子，把他们逗笑了。分手的时候朱秘书说：“过年时我们老乡聚一聚，池处长也来吧。”我说：“看得起我就给我打个电话，由我做东。”他说：“做东可轮不到你。”我说：“那我白吃，白吃，到时候别怨我把你们吃穷了。”我没想到今天竟有了这样的意外收获。
过了一个月省里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，庆祝抗洪救灾的全面胜利，从北京把彭丽媛、宋祖英和刘欢等人请来了，省里几大电视台联合直播。厅里有几张票，我也去了。有几位歌唱家唱到动情处都流了泪，边唱边走到台下与烈士的父母握手。演出完了梅书记文副省长等走上台去接见演员，并与全场一起起立高唱《歌唱祖国》。我看见梅书记文副省长和那些名歌唱家站在一起，突然，我的心又猛烈地跳了起来，一种令人窒息的冲动扼住了我，我一时喘不过气来，似乎死亡已经临近。我的目光一直盯着台上，想着那些艺术家哪怕他如日中天，他的命运也是由别人来安排的。而现在，全省起码有两千万人在盯着台上啊！两千万人！我体验到了那种作为中心人物的感觉，那种安排一切掌握一切的感觉。在这种巅峰体验中我更加理解了人，理解了人生。体验到了这种震撼我也更加理解了历史，历史一点都不荒谬。亚历山大王从马其顿打到印度，成吉思汗从蒙古打到欧洲，他们有神经病吗？认为他们有神经病的人才有神经病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