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这也难怪！

十七世纪的欧罗巴，哪怕是号称“伊比利亚明珠”的加的斯，哪怕是称霸海洋的西班牙，城市面貌也不过如此。

至于后世的欧罗巴人为何成了“绅士”与“优雅”的代表，不过是他们将掠夺来的财富堆砌成了体面，再用几百年的宣传把那段肮脏的历史粉饰得面目全非罢了。

正史或许已经被篡改得模糊，但从一些零碎的记载中，仍能管中窥豹：

直到七十多年后的1699年，法国才颁布所谓的《巴黎市政法令》，严禁任何人无论昼夜从窗户倾倒夜壶、尿液、粪便，违者罚款。

而在此之前，巴黎市民倒粪前只需大喊三声 “当心水！” 便算合规；喊完若是泼到人身上，路人也只能自认倒霉。

而中国呢？

早在洪武三十年，也就是1397年，定本颁行的《大明律?工律?河防》篇中，便已有了白纸黑字的明确规定：

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，杖六十，各令复旧；

其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，笞四十；

连惩罚的范围、标准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
至于日常管理，也有定制：京城街道沟渠，锦衣卫官校并五城兵马时常巡视，如有怠慢，许巡街御史参奏拏问。

还有后世保存完好的“万历南京疏通沟渠环保碑”，碑文更是刻着：

“城内御河、街巷沟渠，军民毋得抛置秽物、填垫河道，违者地方总甲、兵马一并究治；每岁春初，募夫通淘全城暗沟明渠，污水尽数汇入秦淮河下泄城外。”

一座城市的排水系统被刻在石碑上，让后世子孙都能看见，这便是制度的传承。

若是再往前追溯，早在商代，中国就有了成文的环卫禁令。

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记载：“殷之法，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。”

那是早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之间就有记录的律法。

西周更是设“条狼氏”，下辖专职人员持鞭巡查街道，负责清道、驱离占道人员，制止乱倒垃圾行为——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方环卫岗位。

《礼记》则明确要求民居“鸡初鸣，咸盥漱，洒扫室堂及庭”，将家庭清扫纳入日常礼制，从源头减少街巷垃圾。

到了唐宋时期，随着百万级人口大都市的崛起，管理体系更加完备。

唐代《唐律疏议》规定，向街巷倾倒污秽者杖六十，且“主司不禁，与同罪”，将管理者的失职与违法者同罪论处；

宋代则设立了“街道司”，招募专职人员清扫街道、疏通沟渠，并出现了专门收集粪便的“倾脚头”，形成了早期的垃圾回收产业链。

再看看眼前的欧罗巴，便能看出两者的天壤之别。

从商到明，整整三千多年，华夏民族早已把街巷管理、污秽处置用律法、用制度、用礼制，刻进了文明的骨血里。

而1627年，欧罗巴的各个城市还在到处倒粪，连澡都不洗。

两者之间，足足有三千多年的差距。

说句不客气的话，与华夏民族相比，这帮欧罗巴人简直就是一群披着衣服的野人。

他们的火器、战舰或许还算先进，可这些不过是偷来的火种、抢来的盔甲，他们的肉身和骨头里，还飘着中世纪粪坑的臭气。

真的是这样吗？

马车内，周海峰坐在周之彦身侧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

若不是顾及外交体面，他几乎要抬手掩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