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年头判案,衡量标准相对比较灵活。

具体如何判罚,要根据作案人的身份性质、审判时的时局背景等等不同的因素,采用“轻重并举”的方式。

一般来说,对工农朋友,考虑到他们的法律意识不高等实际情况,更多的是从道德的角度,去衡量他们的出发点,再以教育为主,从轻处罚。

比如某四合院二创中,一大爷拦截信件和生活费的事情,现实中还真有这样的案例。

很多人以为这个是重罪,实际上私拆信件的最高判罚是两年,在执行中,大多只判几个月,有时候还是缓刑。

甚至大多数时候,派出所和街道办就把案子给断了,该罚罚该道歉道歉,三下五除二就结掉。......别提程序,到了九十年代,很多地方还在大力宣传不许设私堂,宣传对象是基层干部。

新千年之前,人的因素都远比程序大。

拦截汇款的严重一点,但也只在3到5年之间,进去后表现好还能减刑,尤其是对于高级工,减刑特别快,出来后还能回原单位上班。与不少人想象的吃花生、或发配大西北天差地别。

但如果不是阶级兄弟,那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
尤其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坏恶分子,最好是别犯事,否则最轻的都是发配宁古塔,最重的自己去想,但他自己肯定不愿意想。

参考身份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就是要看时局情况。

比如在张昉在去北京之前,被他解决掉的两组小鬼子间谍,在原本进程中,被抓之后,就没有判死刑。

因为当时社会是稳定期,各类恶性案件极少,判罚相对就轻一些。

法庭对他们在战事期间的作恶,都因为时间太久,证据不足而没有过于计较,最后只判了无期。

后来两人还因为表现好而提前出狱,晚年都回了小本。

说回这个罗炳乾,原本是在50年1月底被抓,如果不是因为十天后的二月大轰炸,也不会丢掉小命。

就是在大轰炸的第二天,罗炳乾才因为提供了坐标而追加刑责,被立即执行。若是没有那次大轰炸造成的严重后果,就冲着他问什么答什么,死不死还真不一定。

现在之所以被判极刑,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的轰炸不断,另一个,则是因为部分同志还处于“激情期”。

直白一点说,就是新政府的部分干部,还在采用他们以前在农村工作时候,对待土豪劣绅的那一套东西,主要以轰轰烈烈、全民参与,有头有尾的方式为主。

要等某位份量不小的大老板被公車之后,有相关专家提出,这种方式不符合法律程序,而且有伤尊严,如果新政府不想以这种形象对外,那么最好还是收一收。

然后才会被纠正,从而进入全面宽松期,再要到两反时,才会重新收紧。

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巧,就是因为这一段宽松期,让某些人看轻了新政府,从而胆大妄为,无法无天,才最终促成了两反。

这次因为张昉提前动手,虽然只差了两个多月,却让罗炳乾赶上了好时候,提前享受到严判的后果。

不过张昉不是在想这些,他的记忆中也没有这个罗炳乾,此时他想的是另一件事。

听到韩警长的话,张昉当即说道:“哦,我是在想,除了这个姓罗的,刮党肯定还有其他钉子在收集情报,咱们也不能总是这么被动防御。否则被其他人把坐标传出去,该挨的打还得挨,那多冤枉。”

一听这话,韩警长就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