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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八章 张居正,你坏事做尽!(1 / 2)

内署二十四监的宦官们,对于纳税是非常抵触的,但是皇帝亲自下令,必须要遵从。

王国光对这件事是极其惊恐的,这放在封建时代,实在是太过于炸裂,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形容。

王国光满是惆怅的说道:“用人、理财之大端,王政之首务也。”

在王国光看来,国家不理财,是决计不能行的,没有理财之法,想做什么事儿,都是不可能的,但是大明眼下的风力舆论,是决口不能提理财之事,因为这涉及到了先王之法。

也就是崇古的腐儒们喜欢说的法三代之上的基本政治正确。

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,论语常常将君子和小人对举互言,君子只谈义小人才谈利;

孟子中说仁义而已矣,何必曰利,只需要仁义就够了,不必言利;

本议有云:抑末利而开仁义,毋示以利,仁义为大端,而利为末端,应该抑制末端而开大端;

曾子也言:长国家而务财用者,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,小人之使为国家,灾害并至,虽有善者,亦无如之何矣。此谓国不以利为利,以义为利也。

而王国光则认为,用人和理财才是大端,国家政务之首要。

现在张居正提倡的新政变法,纲领就是富国强兵,这两种都违背了儒家的基本政治原理,和儒家塑造的理想国背道而驰。

富国就要言利,强兵必然征伐,这和仁义根本没什么关系。

儒家塑造的理想国为‘大道之行,天下为公’,即:人人有德,人人敬老,人人爱幼,无处不均匀,无人不饱暖。

要想实现这个理想国的基本方法就是施仁义,以得天下人心,人人爱人。

比如孟子就提到:尊贤使能,俊杰在位,则天下之士皆悦,而愿立于其朝矣。市,廛而不征,法而不廛,则天下之商皆悦,而愿藏于其市矣。

尊重贤者,任使能者,朝中有才德出众的人在位,则天下就会野无遗贤,朝无幸位,天下之士人都很开心愿意在朝为官;

而市场,就是设立了税法而不征收,甚至干脆不设立税法,这样天下的商贾不苦于征求之害。都很开心,愿意把东西带到市场上来贸易。

施仁义以得天下人心,是一种遍布儒家经典的思想,是贯穿儒家发展两千多年的主线索。

比如之前万尚书不停的念叨的天下国家有九经中的柔远人。

儒家的态度是:关,讥而不征。

就是说这关隘去处,乃行旅往来密集的地方,如果怕有奸细诈冒,理所当然应该盘诘,这叫做讥;若为了抽取货物征税设立,就失了远人之心。

必定为关市之法,但讥察异言异服之人,而不征其税,则天下之行旅,皆悦吾柔远之政。

所以月港开关,就是一个扭扭捏捏的改革。

在道理上,儒家礼法,完全是说得通的,但是在践履之实中,总是一塌糊涂。所以制度设计中,万万要践履之实。

不断有人在挑战这种礼法的禁锢,但总是一次又一次的以失败告终,自古变法,善终者几人?

大明朝经历了嘉靖中后期的频繁战乱,遍布大明国朝大半江山的动荡,遴选出了一大批的有志之士在朝,但对于天下而言,他们还是一小撮和少部分。

王国光略显有些失意的说道:“难。”

“难又如何呢?”张居正却满是笑意的说道:“面对种种的困难,自然而然的升起了一种悲观,这不是大司徒所说的吗?大司徒为何要失望呢?”

“我现在一点都不失望,也不悲观,陛下,睿哲渐开,大明,蒸蒸日上。”

“你看,陛下带头交税,在大明这个集体的公之下,陛下作为皇帝,为公为天下之大利而纳税,这何尝不是一种大仁义呢?”

张居正把小皇帝的规划,从头到尾给王国光梳理了一遍,从稽税房到稽税局,从缇骑单独稽税,到税吏度支、缇骑稽查、宦官监察的多方制衡,从最开始的税票,到完整的基本征税制度的设立。

陛下这是在保税,根本就把权豪当做了敌人,这都是皇帝的大仁与大义。

“元辅教给陛下这种道理,不怕天下悠悠之口?”王国光惊诧至极的听闻了这一套组合拳的时候,呆滞的看着张居正,张居正天天都教小皇帝些什么道理?

张居正的表情可谓是一言难尽,他摇头说道:“我其实想说不是我的教的,但似乎确实是我教的。”

“且行且看,若是有必要,这儒生不做也罢。”张居正思虑了极久,说出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。

从国家之制上而言,天子最大,从礼法而言,儒家礼法最大。

张居正此言,是对儒家先贤的背叛。

“元辅乃是勇士也。”王国光终究是不再多言,他就是个干活的,这种国家方向的东西,还是让皇帝陛下和元辅去讨论吧!

次日的清晨,朱翊钧一如既往的出现在了文华殿上,和往日几乎没有任何差别。

“众爱卿免礼,今日从南衙来了几个物件,给诸位明公一观。”朱翊钧笑着说道:“冯伴伴,把南衙送来的祥瑞,给诸位明公一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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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衙来了祥瑞,是汪道昆等人,专门给小皇帝做的玩具,制作极为精良,几乎采用了造船厂所有工艺的几架模型,等比例制作,全部采用柚木打造,刷桐油防腐,挂硬帆,制作的惟妙惟肖,栩栩如生,还有各种小人,或坐或立或拉帆。

大明工匠的手艺不能说是出神入化吧,只能说是巧夺天工。

看到这些手办,朱翊钧只能说《核舟记》诚不欺我,核舟记是用核桃雕刻出一只船来,而南衙臣工为皇帝打造的玩具,那是拼装而成。

为了讨好皇帝,这是一种贿政,哄皇帝开心了,皇帝才能继续支持大明的开海事和造船事。

这是松江造船厂的无奈之举,造好了三桅大船,怎么能让皇帝看到他们的成绩,就成了一个问题,模型,或者说手办,就成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

“夹板舰和夹板巨舰。”冯保将众多模型中的三个帆船,放在了廷议的长桌之上。

冯保指着小船说道:“泰西谓曰卡拉维尔帆船,取之橡木之意,就是橡木做的船,意思坚固无比,但是柚木做的船更在其上,长为九丈二尺,宽为两丈六尺,长宽比为3.5比1,四百料,相比较大明的商舶,泰西船只更显修长,我大明商舶,大多数比较宽阔,航行周转困难,不抗狂风。”

大明宽阔,而泰西船法纤长,这是使用环境造成的,而不是技术原因,在远洋船舶设计上,大明也有窄船,比如封舟。

冯保继续说道:“大明在这个基础上,进行了水密舱设计,水密舱的结构是这样,分为了上下两层共计七十个多个舱室,一旦有渗水,水密孔自主封闭,保证船只不会因为渗水沉没。”

“泰西的翻船为软帆,而我大明朝的船帆为硬帆,取长补短去芜存菁,松江造船厂在画策之时,就保留了尾部的三角帆辅佐船舵转向,而将其余两个桅杆改为了硬帆。”

“松江海事学堂和造船厂上奏言,软帆有自己的好处,但是硬帆有自己的好处,他们正在设计一种,软硬兼备的帆船,将软帆截成一段段的横帆。”

横帆,是一种将软帆改造为伪硬帆的法子,简而言之,就是将软帆截成一个个的风帆,和硬帆的目的相同。

硬帆可以逆风而行,而软帆却不可以。

隆庆五年,一个名叫查德·盖尔德福德的传教士,在他的笔记里写道:搭乘的帆船总喜欢在晚上进港停泊,而在无风或逆风的时候,就只得在海面上抛锚,随波起伏,它一般不太用桨,所以不能逆风航行。

而硬帆可以用八面风,改良船帆可以减少划船的船员,可以大量增加载重,这是必要的改良。

但是硬帆又不太适合远洋航行,两难如何自解?那就是将大软帆截为小软帆。

王国光摇头说道:“四百料,实在是太少了,没有更大的船吗?”

料,是造一艘船需要用多少木料,一料大约三百多斤,大抵等于两个戚继光,三个半小皇帝的重量。

比如宣德四年规定:自南京至通州,每船100料,收钞100贯,后减为60贯,被称之为料税或者梁头税,钞法不行后,弘治年间废除钞关法,自此大明行商不再设税,只有坐商收税。

这也是弗朗西斯科第一次提条件,说要吨税的缘故,就是大明的梁头税,但是月港行的是抽分法,所有到港货物一体百值抽六,可折银。

到了隆庆年间,料这个单位,便渐渐的演化为了船木料在水中浮力的承载量,用来计算船只大小,冯保展示的第一种夹板舰,包括了舰体、机械、全额人员、给养、淡水、和货物的满排吨位为234吨。

对于泰西而言,这种船已经足够大了,但是对于大明而言,这种船又太小了。

永乐年间造的宝船,最大为五千料,而主要船只为千料左右。

四百料只是小船,对于大明,尤其是朝廷而言,四百料太小了,嘉靖四十年,由郭汝霖督造的去往琉球的封舟,大约有两千料,对于朝廷而言,彰显天威的船只,四百料小船,有点不够看。

冯保点头说道:“有,五桅夹板舰。”

他将第二块红绸布拉开,这艘船是夹板舰的改良版继续介绍道:“这是一种在谋划中的船只,汪道昆也不知道这种船能不能行,他一共有五条桅杆,船长为二十丈,宽为四丈,长宽比为5比1,三根主桅的高度为三丈二尺,每一杆挂着六帆,尾部为三角帆,和艏斜杠下的斜杠三帆,共计21帆面。”

“大约为一千料的大船。”

“如果可以下水,在有信风之下,一日可以走六百里,从广州府到吕宋马尼拉只需要五天,而从吕宋到天津卫也只需要半个月的时间。”

设计中的五桅夹板舰,进一步的扩大了长宽比的同时,增加了桅杆,改良了风帆,进一步的提高了航速和载重的同时,也满足了朝廷需要更大的船来宣扬国威的需求。

建造一代,设计一代,这就是设计中的一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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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翊钧看着嘉靖四十四年的封舟的各项数据,封舟就是朝廷册封琉球国王的船,和冯保说的船大差不差。

大明的封舟,长十五丈、宽二丈九尺七寸、深一丈四尺,五桅杆四硬帆,长宽比为5.77,一千料(567吨),也就是说松江府打算建的船,比朝廷的封舟还要大,速度还要快,而且还有炮位。

这是一种宣扬国威用的战舰。

大明礼部尚书万士和,看着面前的五桅夹板舰,面色凝重的说道:“这不就是封舟吗?如果用于战船或者商舶,是不是有些僭越啊。”

“确实僭越,所以松江造船厂郭汝霖,才要上奏请命敕造此物。”冯保也肯定了万士和的想法,五桅夹板舰,就是在封舟的基础上改出来的千料大船。

张居正也有些无奈的说道:“形而下践履之实和形而上的礼法产生了冲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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