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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4章 人都去哪儿了(1 / 2)

苏晏回京的马车,在腾骧卫的护送下行至山西境内,收到了一个重大消息。

消息从北边的大同军镇传来——

盖因从陕西延安府返回京城的最短路线,与大同府离得太近。护送苏晏的腾骧左卫指挥使龙泉不放心,一进入山西境内,就派斥候前去大同打听战况,再根据回报,考虑要不要保险点绕个道,往南走真定、保定一线。

得知鞑靼太师脱火台仍在侵扰大同,与新任总兵李子仰打得正激烈,斥候正打算如实回报,忽然峰回路转——

“脱火台从大同军镇连夜退兵?撤退得极为匆忙,连劫掠的物资都丢了一路。”龙泉有些吃惊地从密报上抬起眼,“难道又是诱敌战术?”

苏晏与他同坐在野地篝火旁,接过密报反复看那短短的两句话,思索后道:“也许是鞑靼内部出了问题,脱火台不得不赶回去灭火。”

具体敌情暂且不得而知,但龙泉对苏晏的推测颇为认同,颔首道:“无论如何,鞑靼出问题对我们是好事,越大越好。”

苏晏想起今年正月初二时,景隆帝留他在乾清宫的东暖阁用晚膳,说起原大同总兵与副总兵阵亡之事。

当时他凭借着一鳞半爪的历史知识,言之凿凿说“瓦剌和鞑靼联手不起来”。皇帝问他原因,他不敢说真话,就吹法螺道“皇爷英明神武,必不会坐视瓦剌与鞑靼联盟,轻易便可在二者之间搅风弄雨”。

景隆帝心情大好,与他共同谋划了“驱虎吞狼”之计:

“既然黑朵萨满能用瓦剌王子的死来给大铭扣黑锅,那么大铭自然也可以用兀哈浪的死,把这口锅反扣回瓦剌头上。”

如此双方联盟必然破裂,鞑靼与瓦剌重新陷入战火纷争,大铭才好渔利。

皇帝还正式提到了大铭军中一个神秘组织——夜不收。

在苏晏看来,这就是集境外谍报、侦察、突袭、斩首行动于一身的,古代版的特种部队。

也正是因为这次谈话,让苏晏生出了留严城雪一命的念头,于是使一招李代桃僵将他送入夜不收,去北漠以毒攻毒。

——不知脱火台的这次突然退兵,是否因为“驱虎吞狼”之计奏了效?

苏晏恍惚又想起,说那番话时皇帝注视他的目光、嘴角清浅笑意。还有那时明明想他留宿,把西暖阁的地龙都烧好了,但因他眼神中的忧虑与拒绝之意,最后没有任何强制举动,甚至没有吐露出一丝令人为难的挽留之词,极有风度地让他离开了皇宫。

现在回头想想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攻心之计?

耐心织网,徐徐图之,一步步逼得自己破了之前立下的决心,最后无路可逃地,说出“臣请自荐枕席”这种羞耻至极的话。

总感觉被套路了。

可是……

散落的衣袍半掩着红玉箫,印尾的梅花络子随着醉翁椅的扶手摇晃……苏晏用一只手掌捂住了眉眼,发出一声轻微而滚烫的叹息。

“……苏大人?大人?”

唤声把他从迷乱的心潮中惊醒,苏晏兀地放下手,看见龙泉正探过身来看他,神情有点紧张:“苏大人可是身体不适?有没有感觉发热?”

苏晏抹了把脸,果然热得很,想必脸皮也红了,尴尬地向后挪了挪:“没有没有,大概是离火堆太近了,烤的。”

龙泉仔细看过他的气色,觉得不像是风寒,便也松了口气,说:“既然大同安全了,那就按原定的路线回京,大人觉得如何?”

苏晏点头道:“路线由龙指挥使来定就好。”

前后两次护送任务下来,龙泉对这位圣眷浓厚的御史大人很是满意——待人态度温和客气、明事理、好商量,一点宠臣的跋扈劲儿都没有,还是个勤奋爱民的实干派。使得他原本离京时心里的一股不满之意,都消弭无踪了。

唯独有些奇怪,去年在陕西,苏晏身边那个亦步亦趋的忠心侍卫,而今如何不见了踪影?有次无意间问起,苏晏的眼神瞬间黯然,面上却还笑着说“缘来缘散,想是另谋高就去了”,使得龙泉怀疑自己说错了话,从此不再提起。

“夜深了,大人歇息吧,明日天亮继续启程。”

苏晏起身走向车厢。久坐的腿有点血脉不通的刺痛,他趔趄一下,扶住了身旁的树干。枯枝震颤几下,残留的秋叶飘下来,落在他斗篷的肩头处。

龙泉下意识地从后方伸手,想掸去落叶,又觉得有点唐突,便收回了手。

苏晏拈起那枚落叶在指间捻弄,发了一小会儿呆,然后拿着叶片进入车厢。

龙泉望着他的背影,脑中依稀掠过一抹感念:这人看似好相处,实际上没几个人能真正走进他心里去。至少自己这一路看下来,没有。

——也许那个叫荆红追的侍卫曾经走进去,但又离开,造成的罅隙与空洞至今无法填满。

——直到多年以后,看着权倾朝野的苏相站在城楼上等待日出的背影,龙泉依然觉得,对方仍是那个从肩头拈起落叶的少年。

-

景隆朝甲午年十月底,时任大理寺右少卿、陕西巡抚御史的苏晏回京述职。

他在陕西监察期间,革除旧弊,推行新政,顶着重重阻力辟草场、开官牧,整治贪官骄戚,安顿马户流民,使得陕西境内匪患大减、民心思定。

他所改革的新马政在全国各地推行数年后,所产精良战马足以配备大铭新增的五十万骑兵,极大地提高了国力战力。

他所提倡的地方政府机关班子管理模式,包括“一岗双责”“量化考核”“末位淘汰”等制度,均得到皇帝的支持,被朝廷采为律例,并由都察院与吏部考功司共同监督,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地方官员勤政廉洁的监督力度,使得大铭官场在一长段时间内呈现出吏治相对清明的局面。

他所写的《劾卫氏十二罪疏》,与更早之前击登闻鼓、揭发冯党罪状的十二陈,随着邸报流传天下,奠定了他“贞臣清流”的民心根基。即使在后世,这两份劾疏虽未达到铭武宗《祭先妣文》的文学高度,也因其在当时积极的政治意义,而为文史研究者所称道。

但在甲午年十月的此时此刻,苏晏只不过是一个年方十八岁、在朝堂崭露头角的青年官员,坐在长途跋涉后终于抵京的马车内,归心似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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