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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章(2 / 2)

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,原样,从四月到五月底,谁也没动过,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,快变成了绿的,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,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。

墙那边一街之隔,就是卫生部。

五月二十七日,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。

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。

第一条是:“窗前的花儿开了,我会好起来的。”

他不能探视妻子,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,进不去,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。

她写:“回去吧,你不能倒下,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。”

再下来,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,在短信里交代着存折的密码。

最后一条,她要他系上红腰带:“本命年,你要平安。”

他一边恸哭一边念,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。小鹏瞪我一眼,做记者哪能这样呢?可是我没办法。

他没有告诉孩子。女儿大宝才六岁,细软的短发,黑白分明的眼睛,她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:“妈妈爱我,我爱妈妈。”

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,她不说话。我说:“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,是吗?”她点点头。临走的时候,她坐在床上叠幸运星,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。我在黯淡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,看着她叠,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一。她叠得很慢,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,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,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。我看着,想找句话说,说不出来。过了一会儿,她抬起头看我一眼,我心里“轰”一下:她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,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。

出来后,车开在二环上,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,暴雨马上就要下来。一车的人,谁也不说话。

这是二〇〇三年,春夏之交。

九年之后,人们还会说“这是进*病房的记者”,我常觉羞惭。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,还有媒体的信息是“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”。

我看到了一些东西,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,仅此而已,仅此而已。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,一切自会正常运转,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,但我没有接到指令,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,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。

然后我就忘掉了。

我做的节目播出后,有同行说:“你们在制造恐慌。”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《财经》杂志主编的胡舒立,她说:“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。”

最后一天,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,确认是否有人感染。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。我们几个坐在车里,等了半小时,一开始还打着岔,嘻嘻哈哈,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。天贺的电话响了,他接起来说:“对,结果怎么样?……出来啦?……哦,真的呀?谁?……对,是有一个女孩……”

我坐在最前面,没动,在心里说了句粗口。

他挂了电话,戳一下我说:“喂,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,免疫不好。”

节目都播完了。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,谁也没有散的意思,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,张洁说:“你想去哪儿?”我说无所谓,去哪儿都行。

回到酒店,收拾东西回家,小音箱里放着ypuppy的音乐,站在高楼的窗口,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。看了一会儿,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,拿头巾用力一绑,把音乐开到最大。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,可能会认为我疯了,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,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,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,在风暴中厉喊。

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,胡乱旋转,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,疼像刀一样□□来。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,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,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,我睁开眼,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,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。

数月之后,我接到一封信,很短:“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?”

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。

“从那以后,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。”

我一下坐直了。

“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,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:‘是你吗?’对方很惊慌。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,我才知道你是谁,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。”

他在最后说:“你会觉得好笑吗?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。”